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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00年首都历史的洛阳,如今为何变成了三线城市?
浏览: 发布日期:2018-04-08

原标题:1500年首都历史的洛阳,如今为何变成了三线城市?

洛阳因地处洛河之北而得名,有4000多年的建城史和1500多年的建都史,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。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,长期以来享有“天下之中”的美誉。在宋朝以前,但凡是大一统的王朝,一般都会将首都定于长安或者洛阳,另外一个作为陪都。

为什么今天的洛阳却成为了一个三线城市?纵观洛阳城的历史变迁,这其中有政治经济、地理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。

古都洛阳:地理位置与战略意义

周朝建立,在洛阳建成周以监视中原,东周迁都洛阳。东汉、魏、西晋、北魏皆以洛阳为都。隋唐以洛阳为东都。延至五代、北宋,迁都开封。

如果将中国历史上三大重心关中、幽燕、江南连线成三角,河南尤其是洛阳、开封的地理位置,大致居于三角形的中心。

张衡在《东京赋》中也曾指出: “彼偏居而规小,岂如宅中而图大。”形象地道出东京洛阳居天下之中,经略四方的地势之利。从河南出发,北上燕晋,西进秦陇,南下荆楚,东入齐鲁,东南至江淮,距离较近,交通条件优越。

洛阳位于豫西地区,这里以伏牛山系为主体,北有黄河中条山之险,南有伏牛山系屏障,西连陕西,是北中国东西走向重要走廊。历史上秦晋崤山之战即在今河南省洛宁县。

虽然洛阳周围有种种保护,但如果他失去对周边的控制,其过小的体量是无法保护自己的

其后秦国依靠函谷关(今河南省灵宝市)之险,力拒关东诸侯多次合纵进攻。秦灭韩魏、楚汉争霸、唐灭王世充等多为从陕西攻河南。但也有自河南入陕西,如刘裕灭后秦、安史叛军入长安、黄巢入长安等。

无论谁攻谁守,掌握豫西走廊,就掌握了战略进攻主动权。

豫西走廊的意义所在

豫西走廊上的重要节点

而作为天下名都洛阳,位于伊洛盆地。小区域上,北靠邙山,南临伊洛二水,东有虎牢成皋之险,西拥崤山函谷之固。

大区域上,其地东为华北大平原,有黄河以及大运河为动脉,可以控制帝国主要粮食产区和国防重要区域;西靠关中秦陇之固,免受游牧民族侵袭之苦;北有黄土高原为阻,整个山西皆为堡垒;南临南阳盆地,通汉水直达长江中下游。

北魏迁都:洛阳城的兴盛与倾覆

洛阳这种得天独厚的区位,长期作为王朝首都,掌控四方。但是一旦中央衰落,对地方掌控下降,这种居中的位置使得洛阳也容易沦为四方征战之地。

东汉末年就是明例,黄巾之乱后,群雄并起,洛阳被董卓一把火烧掉,曹操一度都许昌。而后,连年混战,中原大地满目疮痍。即使在短暂统一的西晋之后,洛阳也不可避免的见证西晋快速灭亡的惨烈情景,匈奴人的铁骑彻底终结了辉煌数百年之久的奢华幻梦,三万余人的血肉被践踏在匈奴战马铁蹄下,异族的弯刀饱饮了公卿高贵的血液,作为中华象征的晋朝皇帝也沦为异族的阶下囚。从此,辉煌时代的象征被埋进了荆棘和荒草之中。

接下来,洛阳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,又一次成为都城的焦点,钟情于它的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。北魏刚建国的时候,都城设在平城。孝文帝即位后决意改革,或许是为了远离平城的严寒天气,或许是为了摆脱平城贵族势力的阻挠,他不顾河洛的暑热难耐,也不顾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,强制定下了迁都洛阳的计划。定计迁都后,孝文帝决定直接留在洛阳,车驾一直不肯北还。甚至在洛阳城的兴建任务上马之前,孝文帝宁可住在洛阳一角,待在魏晋时期幽禁失宠妃嫔的金墉城里,也不愿回到平城的宫室。

北魏迁都示意图

迁都后,孝文帝迅速改革官职,禁绝鲜卑语言,改易旧俗,甚至将鲜卑姓氏改为汉姓,就连皇帝本人的拓跋氏也改成了元氏。

根据杨衒之在《洛阳伽蓝记》中记载,“京师东西四十里,南北十五里”,洛阳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城市,从规模上看,甚至超越南朝的都城建康。如果杨衒之不是刻意自我吹捧的话,那么其书中记载的南梁使臣陈庆之的赞叹,可以被当做这座魏帝国京城辉煌盛景的写照:“昨至洛阳,始知衣冠士族,并在中原。礼仪富盛,人物殷阜,目所不识,口不能传。所谓帝京翼翼,四方之则。”这座宏伟都城的成立,终于成了北魏皇帝想当中华君主的目标。

如果仔细考察洛阳作为都城的历史,就会发现,这座经常以辉煌壮丽形象示人的都城,其实是最不适合作为都城的地方。以形胜来讲,它不如长安拥戴山河,在大运河修建之前,交通运输也不能说绝对的方便,自周至汉的千百年间,已经耗尽了这座城市的地利。选择定都洛阳,意味着必须用全国的力量去供养这座都城的体面,这是一个倾全国之力的面子工程,而沉溺于其中的繁华,又会使人忘却远方的忧患,它更适合作为一个升平年代粉饰太平的副都,而不适合作为一个总领天下的首都,特别是一个外有南北强敌窥伺、内有忧患的帝国首都。

洛阳龙门石窟

对远在北方的人来说,这种忧虑尤为明显,驻扎帝国北方的鲜卑部族军队,长期以来在边地苦寒之中,守卫着帝国的边陲,但现在,他们发现洛阳只顾着自己繁华,却忘了他们的存在。他们选择发动叛乱,用刀兵和献血来表现自己的存在。而此时的洛阳,也成为了一场权与血的华丽舞台。就像迁都洛阳城的孝文帝,一直受到文明太后的压制一样,孝明帝也受到其母把持朝政的灵太后的挟制,儿子想要制服母亲,但却被母亲毒杀,之后,灵太后居然将一个女孩儿拥上帝位,又很快声称自己看错了,将其废黜。叛乱的镇帅中,一个叫尔朱荣的契胡将领杀进洛阳,在处死了灵太后之后,血洗了这座华丽的帝国都城,尔朱荣用武力震慑着所有其他和他一样觊觎权力的人。但他不久又死在被他拥立的孝庄帝手里,三个月后,孝庄帝又被尔朱荣的从子尔朱兆仇杀。尔朱兆则被之后进入洛阳的高欢逼死,等等。而这一切,距离孝文帝迁都洛阳,不过40年。

547年,在孝文帝迁都洛阳53年后,杨衒之从东魏的都城邺城前往洛阳,“城郭崩坏,宫室倾覆,寺观灰烬,庙塔丘墟”,昔日都城,已经再一次沦为丘墟。“彼黍离离,彼稷之苗”的诗句,又一次回响在他的耳畔。

隋至唐初:双都并峙,帝国粮仓

时间进入隋唐。在我们的印象中,长安和洛阳似乎是隋唐两代的主要城市,两者在首都与陪都之间暧昧转换,互为中心。学者葛剑雄指出,隋唐时代的长安与洛阳还谈不上经常性的双中心。而日本学者妹尾达彦认为,隋至唐初的长安与洛阳构成事实上的两京制。

隋朝建立后,起初定都大兴城,到了隋炀帝时,他让人造了一个新首都洛阳,又派人挖了一条大运河,试图把帝国凝结为牢固的整体。

隋炀帝开凿大运河,以洛阳和其背后的关中为大运河三角的顶点,北连涿郡,南连吴越,将关陇贵族的核心区与旧北齐、南陈故地连接在一起,结束了自三国至南北朝以来长达300余年的南北分裂历史,有效加强统治。

其后延至唐、宋,河南充分利用漕运的优势,作为帝国的核心有六百年之久。

隋大运河分布图

以江南粮食为例,它们要送到长安,需要走两千多里的路程。这段路大致可以分成三段,从江南到洛阳一段可以走大运河;从陕州到长安一段,也有现成的广通渠,问题都不大。真正的问题出在洛阳和陕州中间这段路上。这段路中间有三门峡的砥柱,船过不去,只能靠牛车走崎岖的山路,非常艰险,运量也很有限。

有隋炀帝的前车之鉴,李渊只能把首都定在长安。但这样一来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:粮食。首都总要消耗大量粮食。光靠关中一带不足以供给,唐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。按说隋炀帝的大运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但是事情不那么简单。

唐长安城示意图

开始的时候问题还不大。李世民统治时期,政府规模很小,军队也是军农合一的“府兵制”,一年往长安运一二十万石粮食就够了。所以危险还没暴露出来。到了唐高宗时代,政府规模急剧膨胀,长安城人口也跟着增加,粮食就成了大问题。最后竟然弄到了几乎要断顿的地步。这时,隋炀帝留下的东都洛阳又成了救命稻草。

唐帝国并不缺粮食。洛阳附近的洛口仓里有的是粮食,堆积如山,只不过运不到长安城而已。好在粮食是死的,人是活的。既然粮食不能过来让我们吃,那我们就过去吃粮食。在唐高宗时代,一遇到关中歉收,李治和武则天就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吃洛口仓的粮食去。当然,长安还是首都。等到荒年过去,李治他们还回来。整个就是一副逃荒的样子。有的时候逃荒还逃得间不容发,狼狈不堪。永淳元年那次,跟随皇上逃荒去洛阳的扈从之士,居然一路走一路饿死,沿途倒下了许多饿殍。

于是,洛阳城再度成为一个有诱惑力的选择。

其实,隋唐时期的洛阳在规模上,远远比不上长安。隋文帝的第二长安城有八十多平方公里,洛阳城只有它的一半。而且洛阳城不够险要。它周围也有一些天然屏障,北临黄河,东临洛水,周围还有太谷、广成、伊阙、轘辕、旋门、孟津等八个关口,也算是形胜之地。但黄河平原毕竟是个大平原,再怎么形胜也没法和关中相比。洛阳的防守难度要远远超过长安。

洛阳最大的优势,是它位于帝国的中心,四通八达,交往方便。用古人的话来说,就是“职贡所均,水陆辐辏”。关于长安和洛阳,哪个更适合做首都,这是个很悠久的辩题了。总体来说,古代知识分子认为长安有山河之固,适合应付变乱;洛阳有中土之美,适合德化天下。

李治也许是厌倦了逃荒,他开始提升洛阳的地位,将它正式定为东都,营建洛阳宫殿,称长安和洛阳为“东西二宅”。洛阳作为副都的法律地位也就此确定。到了武则天时期,她做出了更大胆的决定,将洛阳定位帝国的真正首都,改称“神都”,地位超越了长安。从此她一直呆在洛阳,很少再回长安。政府机构也都转移到了洛阳。

(传)唐 李昭道《洛阳楼图》

武则天这么做,历史上有很多解释。有人说她害死了皇后和萧妃,长安宫殿里闹鬼;有人说她喜欢洛阳的繁华富丽。从武则天害人杀人的劲头看,她神经强健得很,应该不会太怕鬼。洛阳的繁华倒可能是个因素。当时长安以恢弘取胜,洛阳以奢丽见长。从个人审美而言,武则天无疑更偏爱洛阳。但武则天是个精明的政治家,不会如此肤浅。她更深层的动机还是摆脱关中的影响,抹掉唐朝的痕迹,以建立她的大周帝国。按照陈寅恪的说法,武则天一手策划了关陇集团的破灭。

陈寅恪在学术上眼界独到,气象宏大。但像这种开创架构的一代宗师,在细节上往往颇有可商榷之处。他对武则天和关陇集团的分析也是如此。不过洛阳确实是在武则天手里迎来了黄金时代,此后它再也没有过这样的辉煌日子。

武则天垮台后,韦后和中宗急于返都长安,那里才是他们的权力基地。按理说,返回祖宗奠基之地,在法理上是义正言辞的。但大臣们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。不少人上奏折劝谏,奏折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:长安没有吃的,回去不得呀皇上!韦后则反驳说:自古哪有逐粮天子?

从经济上说,韦后的这个决定是不划算的,但是从全国战略布局看,选择长安还是正确的。不过粮食问题不解决,就连唐玄宗也只能逃荒。根据全汉升的统计,唐玄宗执政头二十五年里,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洛阳,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。

痛定思痛,唐玄宗决定大力整顿漕运。以前也不是没做过努力。尤其是从洛阳到陕州这一段,很多人都曾设法改进。比如将作大匠杨务廉就想过一个办法,他开凿了砥柱旁边的三门山。船过砥柱时不需要改牛车陆运,直接从开凿的山路上用纤夫拉过去,绕开砥柱。但是代价非常惨重。这条山路极其危险,纤夫往往从山上坠落,动辄死亡数十人,“落栈着石,百无一存”,纤夫的哭声震动山谷,骂杨务廉为“妖人”。

后来还是靠一个叫裴耀卿的人解决了漕运的问题。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特别有名,但对唐朝的贡献,其实还在宰相姚崇、宋璟之上。他认识到了按照当时的技术手段,三门砥柱是克服不了的障碍,只能走陆路。既然克服不了,他就重点在其他环节上改进。美国有过一个著名的企业管理家泰勒,他创立了有名的“泰勒制”,将工作拆分成可量化的工序,然后将每一道工序设计得最合理最高效。裴耀卿就像唐朝的泰勒。他把漕运分成几个环节,在每个节点上都建好转运仓库,设计好衔接时间,由不同的专业人员实施。运粮船什么时候进入黄河,什么时候到洛阳,什么时候走陆路,什么时候入渭水,什么时候到长安,裴耀卿都精心设计,用一切手段把成本削减到骨头里。

这个方案没有牵涉到工程技术上的革命,而只是程序上的改良。但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此后几个继任者又做了进一步完善,结果到天宝年间,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四百万石。四百万石粮食可以供养差不多一百万人,足够大唐帝国政府运转之用。有了这些粮食,大唐还可以在西北供养一支庞大边防军,拓西域,抗吐蕃,灭勃律,屠石堡。帝国的辉煌就奠基在这四百万石粮食上。

长安的崇高地位从此牢不可破,洛阳则走向衰落。它繁华依旧,但再也不是帝国的轴心。唐玄宗也不必过逃荒的日子,他在晚年绝足洛阳,留在长安过着奢靡的日子。直到安史之乱的爆发。

从洛阳到开封:安史之乱与经济重心的南移

安史之乱是一个绝大的历史关键点,影响的绝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兴衰。它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,往往被认为是中国中古时代结束的标志。在此之前,无论战争对洛阳的破坏有多严重,它都能从废墟中重建起来。但是,这一次不一样。

从汉朝开始,中国的经济重心就开始渐渐南移。但是直到隋末唐初,北方还是占优势。以秦岭淮河为界,北方和南方的人口当时差不多是三比二。但这个比例还在变化。安史之乱前夕,这个比例已到达了一个关键点:一比一。安史之乱的爆发骤然打破了平衡,南方在经济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,北方则无可挽回地衰落了。到了宋朝盛时,北方与南方的人口比例已经翻转为二比三。

这背后当然有各种深层原因:战乱、河渠失修、水土流失等等。不过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也许是气候的改变。传统历史学家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二十世纪的科学家研究了中国的气候变化,他们发现唐朝的气候要比今天高些,而且要湿润得多。但到了唐末宋初,中国气候开始变冷,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开始南移,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清朝初期。北方的衰落,西北的凋敝、游牧民族的再度兴起,这些现象背后都受这个力量的支配。这个力量也许比成吉思汗和朱元璋更加强大,更加无可抵御。

在这个大背景下,洛阳衰落了,到唐末残破已极,最糟糕的时候整个城市人口不满百户,恍若鬼城。

而在争夺运河的过程中,汴州(也就是开封)脱颖而出。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,是运河的一个关键点。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。最终,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,灭亡了唐朝,建立了后梁。

洛阳就这样被放弃。赵匡胤曾有过一度的犹豫,考虑将首都移到洛阳,并最终转移到长安。但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实行。从长远看也无法实行。没有人能对抗缓慢的大趋势。日渐寒冷的气候、凋敝的西北、东北方敌人的崛起,以及黄河水文的恶化,使得帝国再也不可能通过大运河供养一个庞大的西北都城。洛阳和长安也再没能成为任何王朝的首都。

八大古都与洛阳、开封、安阳、郑州

随着运河航线的东移,洛阳的枢纽地位越来越低。当某一城市丧失政治资源时,当其又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资源时,就会逐渐丧失一切。北宋之后,洛阳逐渐退出了的历史主场。到了北宋末年,洛阳又遭南下的金兵“洗礼”,之后彻底衰败,只作为军事重镇而存在。

20世纪以来:千年古都的当代命运

20世纪以来,洛阳的地位又经历几度变迁。民国时期,洛阳的军事与民用工业有不少发展。1932年,南京国民政府还曾短暂迁都洛阳,设为行都。尽管民国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建设洛阳城的措施,但很快便发现古都洛阳已难复昔日荣光。当时学者蒋廷黻就说:“政治中心离不开经济中心,目前政治中心迁来内地,而经济中心却远在京沪一带,十分不适应。”指出了全国政治经济布局变迁的背景下,洛阳的尴尬处境。

洛阳作为战略要冲,此后更是屡遭兵火,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遭到极大破坏。据学者的统计:“新中国成立前夕,洛阳的房屋仅存127万平方米,小营造厂只有四五家,有活集中、无活务农的零散泥木工人不足500个。一些富户豪绅有庭院楼阁,多数居民以破旧窑洞或茅屋草舍栖身。”久经战火之后,洛阳的经济生产遭到巨大破坏,面临空前挑战。

新中国成立后,由于洛阳地处内陆腹地,交通不便,不及郑州的地理优势(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便汇聚于郑州),主要是作为工业城市发展。“一五”计划期间,苏联首批援建的73个厂矿中有4个大型厂矿建在洛阳:中国第一拖拉机厂、洛阳玻璃厂、洛阳矿山机械厂与洛阳轴承厂,都是当年国人耳熟名详的名字,使得洛阳一举成为仅次于北京、上海、武汉、天津的全国第五大现代化城市。

但是改革开放之后,这些工业没能适应市场经济,逐渐衰败下来。洛阳轻重工业比例失调,重工业最多曾占比超过80%。洛阳曾经试图发展过棉纺织、皮革等轻工业,但没有取得成功。于是,洛阳的重工业越来越“重”,轻工业越来越“轻”。重工业发展遇到瓶颈,民营经济发展有限,难以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,这加剧了洛阳的活力不足。

近些年,国家十分重视洛阳建设。2016年“十三五”规划以来,洛阳被定位为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和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;2017年又被定位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。民间“洛阳崛起”的呼声也很高。古都洛阳能否再度崛起?我们拭目以待。

来源及参考文献:

李夏恩《从平城到洛阳 鲜卑帝王的“中国”梦》,《国家人文历史》;

押沙龙《长安与洛阳相互竞争:东西二都的并立与共衰》,《国家人文历史》;

柳丁《河南地缘格局 | 华夏中原的辉煌、衰落与复兴》,“地球知识局”公众号;

李雅静 吴静《洛阳印象:“没落的贵族”? 或失河南第二把交椅”》,《河南商报》;

段笑蓉《宋元以降洛阳城市变迁研究》,河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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